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苍烟空：“烂贤惠”高全喜

前些日子，高全喜老师从上海抵京，恰好我也从江南返京，于是约了见面闲聊。高全喜老师是我认为的为数不多的对人谦和有礼、待人热情宽厚的学者之一，有一天我当着十几个朋友的面承认，一向强悍刚直的苍老师，在高老师面前也是掉过脆弱的眼泪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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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间，熟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的并不特别多，但在学术思想界，高老师却是鼎鼎大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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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高老师这些年，他是我难得一见的学者中的“烂贤惠”。因为秋风的缘故，打趣他的人不少，从一起读哈耶克开始，到提携去北航做教授，高老师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为人友善敦厚，但小径交叉的花园渐行渐远，秋子已然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上两脚都是油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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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、前年，高老师的弟子田X龙因大放厥词空前活跃，高全喜公开表态说，察人不深，当检讨反省。同时也说，天地玄黄、大浪淘沙，天要下雨，由他去吧。历史自有公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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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春天，高全喜老师为清华X师挺身而出、仗义执言，高老师后来对我说：这个年纪的人了，总要有所选择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做了，就去承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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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高全喜老师认识多年，算得上亲近的朋友，他南下上海，将北京的书籍存放了一部分在我处，而我搬到乡间居住后懒得从以前的公寓搬家具，他便把书柜、洗衣机，以至种养的花草都送给了我，今年冬春，我偏安江南，花草没有花心思照顾，此番回京，把文竹和长寿花从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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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以前去上海，多数时候选择在华山路交大宾馆住宿，原因是离高老师近，可以随时跟着去蹭食堂，重温学生时代排队打饭的乐趣。还有一些时候我去了他不在，我也毫不客气地跟他借法学院的会议室，以便录制节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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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全喜老师回北京，除了非住酒店不可，大多选择在离我乡间院子很近的原工作室居住，每回必倾心畅谈，我对高老师从生活到工作几乎无话不谈。有时候没赶上饭点儿，便说来我家吃碗面条，话说苍老师的西红柿煎蛋面真的不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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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全喜老师对人谦和客气，没什么名家大咖的架子，无论学界、民间，哪儿都是朋友。有一回回北京开会，在城里住了几天，跟我说，有没有不热闹的安静地方可以去，带我混呗。我一脚油门把他拉到朋友在阳台山的院子去，次日又驱车七十公里去南四环吃螃蟹宴，虽然只吃了两三只螃蟹，但高老师高兴得很。我常常开玩笑说高老师就是个交际花儿，什么人都认识。知道我是开玩笑，明着打趣，实则夸奖，他也不生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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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全喜为师多年，对自己的门生竭尽所能做最好的安排，今天的学生，很多人感慨毕业后就业难，但高老师几乎是从收了弟子那一天就开始为弟子谋划将来，连婚恋都管。我一法盲，这辈子无缘做高老师的门下，甚是遗憾。尽管无缘师徒，但真有什么事情找到他，高老师断无半点推辞。四月份在杭州，碰到高全喜老师在北航研究生院的弟子小郭，甚是高兴，而小郭说起自己的老师也是一脸感恩。我问过高老师，您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，想过回报吗？高老师说这个真没有，好人好报，山水相逢，昨天你种下了什么果，明天定会开出什么样的花。后来我也问过一些学生，你们导师会为你筹谋将来吗？学生一脸懵逼相，觉得我发出的是天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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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学者的精神品质、学养思想，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。无论是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，还是主动跟随时代的步伐向未知的方向前行，历史剧变带来的思想剧变，总是无法回避。高全喜三十年来有过多次转型，但每一次转型都令人叹为观止。他自己说，每一次的转型冥冥中自有天意，不如此，不能体验人生的独特味道，不能洞悉人生的变幻奥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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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，学者们从禁锢已久的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，重新开始认识世界。他们反思马主义，探索科学民主、论辩法治xian政，他们试图打破一切思想樊笼。青春当年的老师，满怀憧憬踏入学界。他从年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攻读西方古典哲学、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，师从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贺麟先生，大致五、六年间，奠定了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哲学性的理论认识和基本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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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老师的父母也曾被打成右派，有一段生活的曲折，但他读书期间却是一路顺畅，从大学到博士毕业，到成为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，读的是德国哲学，又是贺麟先生的关门弟子，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社会科学的博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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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任何一个大家是天生的。高全喜老师青春期早期也荡漾着一颗文学青年的心，他在年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在此期间尤其喜欢西方具有宏大视野的文学作品，如《战争与和平》，《浮士德》等，但很快，就转向了美学和西方哲学的阅读研究，他开始逃中文系的课，却不厌其烦地跑到别的院系蹭哲学史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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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研究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时候，开始把自我意识的历程和《浮士德》的思想历程做了对比性研究，他认为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中有两个表现形态，在哲学中体现为精神现象学，在文学中体现为《浮士德》，它们共同构成了19世纪德国文化精神、文化哲学中的两个坐标性的典型性心态，他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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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对哲学的痴迷，对理论的关切，促使高全喜老师继续深造报考了吉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，师从邹化政老师，由于他对精神现象学的浓厚兴趣，研二的时候经吉大哲学系同意，提前报考了社科院哲学博士研究生，成为贺麟先生的弟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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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高全喜老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却是以法学家的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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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写过《高老师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》中，其间提到，高全喜从年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读博士，读西方古典哲学，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，师从贺麟先生，大致五六年间，奠定了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哲学性的理论认识和基本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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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全喜老师本来可以沿着贺麟导师的方向做一个著名的哲学家，不巧的是，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病倒了。谁也不能想到，一场大病，竟然对一个人的思想、心灵，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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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病休养的过程中，没事就读小说，以前读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后来开始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，卡夫卡的东西，再后来写过一篇长篇小说，大体是模仿托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白痴》的上卷，差不多有50万字，写他家乡发生的36个小时之内的事情，只是高老师说现在还放在电脑里没有出版（此处应有掌声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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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的时候，高老师和艺术界、文化界有广泛的交流，后来和几个画家、艺术家还成立了一个星座文化研究中心，在家里参与主编当时的一份在香港注册、台湾几个投资者所办的一个叫做《艺术潮流》刊物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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